鄭宗龍的舞蹈革命，一場聲音與音樂之舞──《定光》
《定光》劇照 攝影吳依純
鄭宗龍的舞蹈革命，一場聲音與音樂之舞──《定光》
文／李欣恬 資深藝文記者
試圖描繪光影、試著捕捉聲音，一直是各領域藝術家在藝術創造上的素材與課題。雲門舞集藝術總監鄭宗龍作品《定光》正是如此，它試圖描繪光影，也嘗試捕捉自然環境的聲音，明明是舞蹈作品，成果卻如同一幅流動且有音樂、有聲響的畫作，而這些聲音的來源大多是源自舞台上跳舞的舞者。
鄭宗龍從年少時的叛逆與徬徨，接任雲門舞集藝術總監後，他搬到遠離城市的地方生活，並透過打坐、抄經與登山自我沈澱，並將這些體驗融入舞蹈創作。
向山林取景，音樂、舞蹈有生機
爬山一直都是鄭宗龍在舞蹈之外的興趣，他說，有次父親帶他去爬哈盆越嶺時，有段很長的下坡，大家都走得很辛苦，唯獨他，作為舞者與編舞家的身體，下坡時身體重心的變化，令他覺得有趣，和平常在平地上走路時大不相同的力度運用，也成為他舞作的靈感。
於是，發想《定光》時，他也帶著舞者爬山，做不一樣的身體訓練，感受上山與下山時的身體重心，感受山間的靜謐，陽光透進樹林的光影變化，步伐與呼吸，成為《定光》的重要基石。
鄭宗龍要舞者不只有跳舞，還需要練習唱歌與發聲，以口技模擬蟲鳴鳥叫，以歌唱表達情感，以拍手、拍擊身體作為節奏來源。
而雲門舞集的舞者，樂感之好，節奏之穩定，音感之準確，化這些拍掌與口技於無形，所有的舞步與旋轉，加上順暢的呼吸，也像是一連串的旋律線條，不仔細看，甚至會以為有一組外加的樂團在樂池演奏，加上聲響特效。但事實上，整部舞作大多數的聲響、音樂與環境音，都是出自舞者。
音樂與舞蹈，在《定光》裡充滿了生機。
三人造景下雨，四人唱出流水潺潺
作曲家張玹說，他為舞者打造了許多不同的口技聲響，運用人聲刻畫山間小溪的自然場景，張玹精細地調度、捏塑聲音的來源，像是一名聲音魔術大師，運用注音符號的母音和子音做變化，三個人一組就能呈現出下雨的效果，四人一組就能變化出溪流潺潺之聲。
還有從台語形容詞而來的聲響變化，如「白帥帥」、「紅吱吱」、「暗毛毛」等；台語也是音調起伏豐富的語言，張玹掌握台語字詞的氣韻與節奏感，成為《定光》裡令人難忘的一道風景。
欣賞舞作時，並不是要去細聽是不是出現這些字詞，而是欣賞創作者如何取材和藝術轉化，建構一個全新的語言邏輯，一個以聲繪景的世界。
事實上，這不是鄭宗龍首度在舞作裡讓舞者嘗試發聲，巡演世界各地的舞作《十三聲》，舞者就有唱咒與吶喊的聲音表現；而在《定光》裡，他則是全然地以這樣的方式作為藝術呈現的核心。
聲音、音樂是舞者在舞臺上的唯一指引
美國鋼琴家哈里特・卡瓦利 （Harriet Cavalli，1938~ 2020）是舞蹈伴奏的專家，她在《舞蹈與音樂：給音樂家與舞蹈教師的伴奏指南》（Dance and Music : A Guide to Dance Accompaniment for Musicians and Dance Teachers ）一書裡就音樂與舞蹈的關係有明確的定義與準則書寫。
她提及，舞蹈音樂與音樂會所演奏的音樂不同，並不是為了被聆聽而存在，而是為了補充、反映、激發與強化舞蹈動作，必須在情感、實踐與隱喻等各種層面都能感動舞者，賦予舞者跳舞的理由。此外，舞蹈音樂也不應該只是節奏的來源，而是舞蹈的一部分，其呈現方式十分有機。
哈里特・卡瓦利也認為，舞蹈音樂是舞者在舞台上的唯一指引，提示了舞者應該處於什麼位置，應該有什麼樣的走位和動作，同時也是觀眾感受被歸類在抽象且非文字化舞蹈動作的重要橋樑。
哈里特・卡瓦利所言，在《定光》裡可以獲得應證，這部舞作融合了自然元素、口技、舞蹈和音樂，為觀眾打造了特殊體驗，在這部作品裡，舞蹈音樂不單單是伴奏，更是舞者的動作指引和靈感來源，也成形塑了和觀眾之間的聯繫。
動態的探索：音樂與舞蹈的深度連結
回想初次看《定光》的呈現，白淨的舞台，在特定角落有精心安排的鏡子裝置，光線的折射波光粼粼，像是森林裡搖晃的樹影，而舞者們背上畫上了花草鳥圖騰，一一蹲在地上，隨著自製的蟲鳴鳥叫聲響而一一甦醒。
我想起對音樂本體和舞蹈之間關係有深入研究的波蘭哲學家羅曼・英伽登（Roman Witold Ingarden，1893~1970）也曾提及音樂的「動感」，如：旋律的流動、發展和變化，即使觀看者沒有移動，仍然可以感受到其中的「動態」。
張玹的聲音與人聲創作，與鄭宗龍的編舞有很好的連結，其音樂的流動性與舞蹈的動態結合得十分密合，也反映了音樂的動感，既能為舞蹈作品定了調，也在喧囂的社會裡，開啟了一方天地。
林強則是為《定光》構築了一片靜謐而深邃的聲響空間，他挑戰以簡約的手法，將音樂、舞蹈和人聲融為一體。他運用罄、三弦、月琴，以及原住民木鼓，創造出既古老又現代的音韻，引領觀眾進入一個超越形式的聽覺體驗。
《定光》也帶我們看見，音樂不僅僅是聲音的藝術，也是充滿動態和情感的表達方式，而舞蹈則是將這種動態和情感具體化的藝術。